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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AG MAY 2020年5月 亞博匯 65 Heavy-handed regulation and a high bar for suitability could conceivablyhavebroughtdownthe SAR, and left China with a problem it could not easily address. 如果當時的監管過於嚴格，並且在適合度 方面有一套很高的基準的話，特區可能會 因此失陷，而中國就需要面對一個未必能 夠容易解決的問題。 專欄 強 制隔離措施可能令我有一種時間被壓縮的錯 覺，但似乎有些博彩業專家繼續在還會招呼 他們的討論場合中，大肆宣揚他們認為澳門 中介營運監管制度中的弱點。 他們對於甚麼是合規經營手法監管的「三幅 被」 基本上沒有考慮過歷史、實際情況或相關的公眾利益。事實 上，他們似乎在推銷一個想法，就是認為這世上存在一套必須跟 從的標準，不須顧及實際情況，而坐擁中介公司運作的司法管轄 區，亦應該在無視公眾利益的情況下追求這種標準。如此的知識 及文化霸道，依然存在於世上。但實情是他們應該早被摒棄。 要了解為何澳門的中介監管制度會發展到現時的模樣，就必 須重溫其葡萄牙殖民統治時期的歷史。雖然葡國商人於十六世紀 中葉在澳門定居，但要直至1979年葡國才正式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建交。 在1974年4月的一場稱為康乃馨革命的軍事政變後，葡國放 棄其包括安哥拉及莫桑比克等殖民地的控制權。那時中華人民 共和國拒絕接管澳門，可能是因為前者本身正處於文化大革命之 中。要等到1999年12月，即澳門回歸中國管治的《中葡聯合聲明》 簽署12年後，政權移交才告完成。 首任行政長官何厚鏵的管治團隊很快就發現自己正處於一 個兩難當中。首先，澳門的傳統第二產業紡織及造鞋、造船、漁業 和煙花爆竹業全部都已衰微。第二，澳門基本法第104及105條均 讓澳門擁有財政獨立。這把雙刃劍既令到中國內地無法向特區徵 稅或者從特區的收入中分一杯羹，但同樣亦暗示內地並無義務支 持這個新成立特區的財政。基本法第105條更特別指出，特區應 讓其公共收入等同或超過其公共開支。 而當時為澳門帶來稅收的就是當地的博彩業。1999年，政府 對擁有壟斷地位的營運商澳門娛樂股份有限公司的博彩徵收徵 稅款佔政府收入47%。澳娛直接聘請超過一萬人，約佔當時勞動 人口5%。這數字並未包括中介營運商的僱員及代表，而且這些中 介營運商通過其貴賓廳業務向澳娛的貢獻，佔後者收入超過六 成。因此他們的員工很可能比澳娛直接聘請的僱員還要多上更 多。 在一份1999年8月為美國國會撰寫的報告中，國會的調查研 究機構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就有以下先知先覺的觀 察：「在處理1999年12月20日之後的澳門時，中國將在如何保持 當地博彩業的營利，從而讓其成為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上面對兩 難。」 中國內地不太可能會建立一套機制，讓其居民欠下的博彩債 務可以合法地被收回，原因是這事情可能會為社會帶來不和諧。